当张永和把汪建伟的《蜘蛛－2》影像作品、比利时艺术家安格利亚·康瑞德的《城市鸟瞰》摄影、服装设计师王一扬的“茶缸”服饰系列或者一位有着美国加州大学建筑硕士学位的建筑师设计的私房菜等都纳入名为“城市，开门！”的2005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时，也许他首先想打开的是一直以来的建筑展那扇高高在上的大门。这位年过半百却依然留着哈利·波特般男孩发式的策展人用“文化超市”或者“文化工厂”来形容他的策划成果，“看展览呀，就是看个乐”。他一半是得意一半是玩笑。

在深圳华侨城OCT当代艺术中心以及后面大片旧厂房总共12000平方米的面积里，张永和构建了他的小城市，他用购物城、大学城、城外城、城中村、城内城、电影城、电子城、娱乐城、美食城等9个次城市主题来清楚地分类那82件以图片、影像、模型、装置等为形式的参展作品，电影城、购物城是在引人注目的显眼位置，美食城在最中间，“因为吃是最重要的事情”。

任何想在这个“开门”的小城市里找点乐子的人大概都不会失望，你可以玩一玩《生活在深圳》的飞行棋游戏——“春运返家难”退两格，“抓两抢治安员上街”进两格或者《反恐精英》的网络游戏，可以打打羽毛球——那是建筑师柯卫做的关于羽毛球和网球的对比以及不需要专门场所、高度灵活的羽毛球如何在中国的城市空间中发展的研究。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可以看看艾未未的《长安街沿线》，一个长达10小时的关于北京长安街景观的录像作品，或者贾樟柯在山西大同拍的《公共场所》，好在那个纪录片只有半小时。

如同OCT当代艺术中心这片80年代的工业厂房区如今变成了时髦的艺术展览场所一样，贾樟柯用摄影机拍下了大同这个所有的结构与建筑都和煤炭工业有关系的城市在资源枯竭之后的空间变化，原来的长途汽车站现在除了卖票、运送旅客之外还是舞厅和台球厅，不同的空间用途被同时叠加在一起。贾樟柯用他向来饱含情感的抒情语调说:“拍摄这些地区建筑，我总觉得是一种因陋就简的幸福。时间会累积在一起，大同有大量五六十年代的公共设施，比如浴室和废弃的礼堂，现在好像变成了纪念碑一样。”

和大多数专业建筑师的专业建筑相比，深圳宝安龙华油松村83岁的陈佩君老人用48年时间独自垒起的一座4层楼房大概是其中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参展作品。人们用“城堡”来称呼这座从高处俯看像一个巨大的鸟巢、从远处眺望像一座绿叶覆盖的花果山的奇特建筑。从1957年开始，陈佩君四处寻找被遗弃的木板、砖头、黄泥和瓷砖作为她的建筑原材料，10米多高的楼房没有使用一根钢筋。“城堡”里面其实没有严格区分的房间，一个个独立的空间好像曲折相连的假山山洞。十几间“房间”因此风格各异，其中一间整面墙像原始壁画一样被油彩涂抹着，而另一间的“门楣”上写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出现在双年展开幕式上的陈老太太说:“盖楼也是一种修行。”

“建筑有实用的建筑和精神的建筑，我觉得这是意志的建筑，实际上她是在建造一个她自己的身体，这是她对建筑的理解。”不愿意错过任何建筑评论机会的方振宁这样评论说。

如果说建筑是一种精神梦想的物质表达，那么，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持的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就是这样一个乌托邦项目。总面积70平方公里的东莞新城是由12位中国青年建筑师共同参与的集群设计，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的副院长朱荣远说:“首先我们是城市规划师，设计城市是设计人文与自然的和谐，所以我们需要从城市的角度考虑建筑。”

从事建筑评论的史建这一次是与王明贤一起以名为《超速状态:中国城市建筑十年》的图像作品参加展览的，他在整理过程发现，1995年的时候大家基本上是从单体建筑的角度看建筑;到了2005年，所有的建筑师都从城市与理性的角度看待建筑了。1996年张永和完成席殊书屋，1997年库哈斯在德国卡塞尔艺术文献展上展出珠江三角洲计划，推出他的中国城市研究。从理论上说，是库哈斯最初以他的敏感发现了中国超速城市化的问题。

“这次深圳双年展企图打破不同专业领域的界限，让不同学科的人共同面对城市的问题。”不止一个人这样评价说。当然，张永和心里非常清楚，中国过去25年中由于城化、市（场）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从社会到文化的一系列变革，这是一个题为城市、建筑的展览无法全面探讨的复杂现象。在《物体城市》这篇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物体不会自己组成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不足或者失效、交通堵塞、社区破碎或者封闭、城市空间不明确、缺乏公共空间与步行街道、缺乏真正为低收入居民的公共住宅计划等等，都是物体城市的典型症状。都市生活的快感失去了，最终导致城市机能的普遍瘫痪。”

尽管也曾忧心忡忡、危言耸听，张永和在双年展上其实总是神情愉悦。将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现任建筑系主任称为时尚受害者也许也不过分，他戴着深桔色的意大利D&G名牌眼镜，穿着黑色的三宅一生衬衣，还有一条与眼镜相搭配的鲜亮的桔色围巾。但是，在描述自己每天狂做事情、穷于应付的生存状态时，他居然会对比“李双双”或者“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生活。虽然麻省理工规划学院与汉城发展集团的“数码媒体城市”在展会上呈现了一个以电子手段为媒介的街道上让人们用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随时随地与数码媒体连接、各个角落都将成为办公室或者游戏场所的未来城市的诱人景象，张永和心目中城市的图景却是——“早晨起来一下楼，随便吃点油条豆浆，过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购物的乐趣，有店打折就捞点便宜货，不是开个大汽车到购物中心狂买一小时然后吃一礼拜冰冻食品。到了晚上12点，想下楼吃碗面就能吃到，你想，那是什么劲头？”他反问说。

“城市？谁的城市？开门？为了谁开门？什么人才进得了城市的大门？”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所长夏铸九曾经是张永和在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友，他用这样一连串反问来提出他的质疑。在夏铸九看来，曾有学者称中国的工业化是没有城市的，如今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有了城市但是没有市民。市民是享有都市服务、社会福利等各项权利的人，从农民变成居民，居民变成市民，这个艰难的过程不是说开门就可以解决的。民工在创造城市，可是他们却无法在做出贡献之后享受基本的成果与保障。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转化的艰难性，关注深圳城中村问题成了这次双年展的重要内容，华侨城地产一位项目规划负责人说:“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应该有他的生活空间和保障，其实现在的城市发展中对低收入阶层的规划并没有完善的考虑。”

与内地建筑师具有精英色彩的集群设计相比，几位参展的台湾建筑师似乎更多从关注草根民众的角度在实践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建筑师黄声远在宜兰小镇工作了10年，镇上无论盖房修路还是景观规划的设计都是由他在做。建筑师谢英俊用摄影师张才在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一幅提着水罐返回部落的青年男子的巨大黑白照片作为他建筑展部分的开场，照片下还注着一行字:“你看，这么勇壮的男子，走那么远的山路去汲水，他一次就取这么一小壶。他不会想多取一些，够用了就好了。”在台湾，谢英俊和他的“第三建筑工作室”由于“9·21”大地震后帮助人口不足300人的邵族原住民建造了300多套低成本房屋而闻名，谢英俊说:“我们最主要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实践，意思是让建筑回归自然生活，还要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一起低成本造屋。”

谢英俊的展出作品中有他在河北翟城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建造的3栋低造价生态示范屋，他指着其中采用原木结构、草土泥墙的“地球屋一号”说:“这个示范屋与传统农居已有很大不同，改五开间为三开间，楼上卧室、楼下堂屋和厨卫;有太阳能取暖、有管道通向沼气池;它的地基部分反复作了防潮处理;墙体内也填充稻草以利保温隔热，产生冬暖夏凉的效果。在欧洲有钱人才住这种房子，但我们160平方米的示范屋造价只有人民币5万元左右。”虽然台湾媒体曾用“神化现象”来形容他，这位向后梳着辫子的建筑师将自己称作成天“装吊车、打墙壁、做鹰架、钉模板、做木工的无聊男子”，不过他说,“我也不想赚钱的事，反正我都很忙，赚了钱也没有机会用”。

最终，张永和是用“我现在也是左派了”的宣称来回应夏铸九的质问，他说:“经过这么多年，我才发现城市的意义、社会的意义，因为毕竟你是社会的一部分，你是城市的一部分，实际上大家是在一起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