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考生家长的高考与送考经历

——三十年高考经历几代人沉重话题

今年，全国又有1010万莘莘学子走进考场，迎接他们的人生大考——高考。提起高考，这是一个牵扯到千家万户的沉重话题，参加高考的考生很不容易，背负着巨大压力过“独木桥”，走过桥那边的可以说春风得意风光无限，而留在桥这边的却是在经受着人生最大的、不可挽回的挫折。而考生家长更不容易，含辛茹苦抚养子女长大，整个家庭长久的投入和期待，全部家庭未来的幸福与否都要在高考的这二三天时间里得到验证和答案。

我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和1978年二次高考，是高考的最先受益者。而去年6月份我又送自己的儿子走上了高考的“战场”，三十年前的高考回忆，三十年后陪同儿子参加高考经历，彼一时，此一时，感慨万千。

三十年前轻松地二次参加高考

1976年夏天，我从青岛三中初中毕业，在原青岛国棉七厂作纺织工人的母亲与我商量，是到她工作的纺织厂里“顶替”，当一名“保全”工人（纺织厂里负责修理细纱机或织布机男性工人），还是报名继续上学读高中？“顶替”是当时在咱们青岛的一项特殊的就业政策，父亲或母亲一方提前办理退休，由子女“顶替”到父母的厂里上班的一种制度。当时，青岛还有一项就业政策就是，每家允许安排一名子女留城就业，其他子女则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组成学生插队集体下乡务农。而当时城市里每个家庭大多有3-8个孩子，在我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姐姐已在纺织厂工作，1973年初中毕业的哥哥为了将“顶替”的名额留给我，已经下乡务农了。所以，1976年对我一个家中最小的男孩子来说，“顶替”是唯一出路。我和母亲商量的结果是，我“顶替”后二个人加起来的工资与母亲一个人继续在厂里上班挣得钱差不多。母亲就说：“你再上二年高中吧，高中毕业后再‘顶替’也不迟。”就这样，我到青岛三中报了名，继续上高中。那个年月属于读书无用的时代，高中随便上，不用考试。我的许多的同学，都是因为觉得上高中没有前途还不如早点下乡或许能早点返城，而放弃了上高中机会，他们也都失去了恢复高考后考大学的机遇了。

文革期间，我国辽宁省出了个交白卷红人——张铁生，张铁生考零分但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楷模，一时间读书无用论盛行，在“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口号下，中小学教育被削减为十年，即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其中高中被缩短到只有二年。青岛三中1976年初中毕业生有20个班1200多人（压缩学制使1958年至1960年出生的学生都放在一个年级里），而报名上高中的只有不到200人，高中每个班有40人左右，加上中间辍学的，能够完整地读完高中的就更少了。

1976年我上高中时，文化学习是“三天打鱼二天晒网”，每年老师都要带着我们进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入军营学军。我在原沧口区的许多工厂做过工，到过莱西的部队插过秧，去过许多农村人民公社割小麦、种地瓜等。1976年10月份，正在上高一的我来到崂山县沙子口公社段家埠村学农，住在农民家中一个月帮助农民种地瓜。11月初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我们学生跟随村民一起游行到沙子口公社的中心广场，庆祝人民的胜利。回到学校后不久，就传来了可能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赶快去找已经陈封多年的文化课本开始学习。1977年5月学校成立高考复习班，一些往年毕业的高中生回到了学校参加复习班，其中就有我的高中数学老师，他大我整整十多岁，在教我们高一数学的同时，他又在自己准备着考大学。我因为学习优秀，从高一班中被选拔到高考复习班中。结果，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我有幸提前参加了1977年高考。我记得1977年高考，考试时间全国统一，但考卷是山东省自己命题印制的。第一次参加高考，我通过了体检分数线，在填报志愿时，老师让我尽量报高志愿，因为毕竟我还没有高中毕业，报高些不吃亏。所以，我就填了清华和北大等高志愿，当然1977年我没有被录取。而在1978年7月份，我高中毕业时参加的高考就轻松多了，最后我以青岛三中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军校——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参了军。对一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一名普通纺织女工的子女来说，我能考上大学是非常幸运的。

1977年和1978年高考，都是三天考六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文理科不分，而且每一门成绩都一样满分100分，但总分是500分，因为英语的100分只作录取时的参考，不记在总成绩内。那时的高考，学生年龄差距大，分数也差距很大，1978年320分就可以上个比较好的学校，当时数学、物理和化学成为众多考生越不过去的门槛，数学考10分以内的大有人在。所以就有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顺口溜。那时，工人、农民和解放军都可以参加高考，所以1977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考试，但录取率却很低只有5%左右，1977年全国有20多万人通过了高考“独木桥”。那些年，因为考上大学的是极少数，所以参加高考的考生压力小，能够比较轻松地迎考。我考入军校半年后的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美国总统要求中国向其选派一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到美国公费留学，当时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已经考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条件是数理化都要过80分以上，结果在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很少，最后凑了3000多人在北京进行短期英语培训后，就被匆匆地送往美国。我虽然达到了数理化均超过80分的条件，可能是已经参了军的缘故，所以与留学美国失之交臂。

三十年后惊心动魄地送孩子参加高考

去年，我的孩子高中毕业，我象许多家长一样亲自送他到青岛一中的考点参加高考。按理说我是过来人了，不应有什么紧张和不适应的情况。但是，我送孩子参加高考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真是感慨万端，我多次流下激动并且紧张、辛酸而且无耐的泪水。我想，我是落后了，还是怎么了？三十年后我会被这号称全世界第一考的高考紧张气氛所感染，被新一代考生们在如此压力下顽强拼搏精神所感动，我的心情复杂、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三十年前的状况。

2006年6月7日，我和儿子早早起床，无声地大气不敢喘地吃了早饭，就急匆匆地踏上赶往考场的征程。整个城市如临大敌，道路上到处有警察把守，从广播中得知岛城700多名交警倾巢出动，公共汽车悬挂着经过某某考场的提示，道路电子显示牌上闪烁着“不允许卡车通行、考场周围不允许鸣笛、祝考生取得优异成绩”等警示语。我们按照几天前选择的最佳路线赶往考场，但汽车还是缓慢爬行，到处都在堵车，特别是考场周边道路。广播中传来一名考生和家长被堵在东西快速路高架桥上的消息，这名考生的家长焦急地对广播电台播音员说，他们乘坐的车前后挪不动，被死死地卡在半天空中，如果交警不能将他们营救出来，他们要从高架桥上跳下去。播音员不厌其烦地说，千万不要跳下去，已联系交警正驾驶着摩托车向他们靠拢，让他们耐心等待。我和儿子被这紧张气氛所感染，我们默默地祈祷着，汽车快跑，千万不要迟到。这高考还没有正式开始，但紧张的气氛已经很浓厚了，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踏入考场。

紧张的原因很多，十几年的含辛茹苦，在高考指挥棒下，孩子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童年。孩子还没出生时，我们大人们就为他们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孕妇要吃宝宝聪明食品进行胎教，孩子刚出生就加入了“零岁起飞”计划，幼儿园开始学画画，小学开始学书法、音乐和外语，初高中要参加名目繁多的补习班，等等。为了入一所好点的小学要迁移户口，进初中要电脑排位要交赞助费，上高中时父母要租房子陪伴孩子确保高考时后勤无忧，十八年来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赌”高考这二天，孩子未来及全家的幸福都要在高考的这二三天时间里进行验证并最后确定答案。

汽车在青岛一中考场外很远就停住了，众多的私家轿车，密密麻麻的人群，考场门口水泄不通地围着送考生的家长们。这时，一辆医院的救护车急速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些医生和护士，他们护送着一名在考试十多天前因为车祸而严重受伤的一名学生。当我看到医生们手提着急救包推着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名脸上盖着头巾的青岛二中女学生时，而众多的新闻媒体记者在追逐报道，他们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在聚焦记录着这感人时刻，在那一刹那，我的视线模糊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对女学生勇敢的精神所折服，更对我们的高考制度对人性的摧残而痛心。听说过，战争年代有轻伤不下火线的勇敢战士，而在战场上，医护人员都是将重病号护送着撤离前线的。从未见到，这种不顾一切往高考“战场”送重病号的。对千百万考生和家长来说，高考的考场难道是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生死战场”吗，也太悬了吧！

如今的考生背负着太大的压力，考生进入考场需要有心理老师进行辅导，专家们有许多减少考生压力、增强信心和强化体能等一整套调整心理的办法。但是，我作为一名家长在送考生的路上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少说话，因为你的任何一句稍微关心的话语都可能成为孩子的又一种心里负担和压力。

如今的高考与三十年前高考虽然考试内容有些不同，但形式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几百万人在同一时间、用笔（铅笔、签字笔或钢笔）在白纸试卷上答题，纸和笔，这两种原始而简单的学习工具，成为人与人之间最为公平的竞争工具。无论学生的背景如何，聪明和愚笨，富有和贫瘠，他们面前面对的是同样的两样东西——纸和笔，而一些现代化设施如手机、掌上电脑、无线耳机和等数字传媒设施等被一些有想法的人拿来，想让他们加入到高考的竞争环境中，但这是被国家命令禁止和防范的。如今的高考考场纪律最严格的一条是，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进入考场，发现考生在考场有这种设备并处于开机状态即视为作弊行为。于是乎，现在的高考考场安装了现代化的防作弊设施等，有无线信号屏蔽器，多摄影头全程录像监控考场的每一个角落，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纸和笔”成为考场上的唯一主角。

过于死板的高考制度反而不公平

2006年中国公众最关心、最不满意的社会焦点问题有四个方面，而教育是其一。教育不公平成为众矢之的原因和罪魁祸首是高考这个指挥棒在几乎全面地、无孔不入地左右着中国教育。本来，高考被认为是我国最为公平、最为公正的选拔人才方式，但因为它的运行模式过与死板和僵化，造成了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创新意识差、能手能力弱而且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高考制度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学生、老师、家长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不满意，但人们却没有办法彻底改变它。近年来，人们不断地反思，中国的高考制度应该向何处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什么时候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如何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大问题。

近年来，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声音，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这是教育主管部门为我们学生和家长们规划的美好前景。但是，为什么学生和家长们却不行动，而且越来越不相信教育部门的说教。前些年，咱们青岛的素质教育可以说是轰轰烈烈，而且小有成绩，但结果怎样，我们的高考录取率逐年下滑。我们家长手中没有数字，不知道省内其他地区的高考录取率，但我们会发现青岛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青岛市内高中考生的高考录取率远低于山东省高考录取率50%以上的水平。去年，我听到一名考生家长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她的女儿“中考”时报了市内某普通高中，该学校校长自豪地夸奖说：“让孩子来上学没有错，我们学校今年的高考本科录取率比去年翻了一番。”该家长开始很是欣慰，结果最后仔细查证，发现该普通高中当年只录取了2名本科大学生，是比上一年的1名提高了一倍、翻了一番。该家长了解情况后直呼上当，最后，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在市内读高中了，而是把孩子送到郊区高中，让孩子住在农村学校，去进行教室、饭堂和寝室的“三点一线”式学习。据说，我市的一些市内高中已经将每年的高考录取率作为学校最高机密，不敢对外泄露，也无脸对外宣传。

三十年前青岛高考时，考入全国重点学校的学生多数出自市内的高中学校，即墨和平度的考生与市内高中学生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而现在的结果是，城市学生越来越考不过农村贫穷地区的考生，农村孩子能吃苦，肯死记硬背，他们学习化学和物理课时，可能没有教学仪器和实验感官经验，但他们依靠题海战术和强制记忆方法，将一些枯燥的理化实验现象背下来，记在脑子里，进入考场应试出了考场就忘了。而城市孩子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加之电视、网络游戏等现代信息技术对他们的吸引，使他们明显地在面对“纸和笔”这两样原始的工具面前，败下阵来。因为，国家也不可能准备几百万套电脑或者相同的仪器设备，让全国考生同时比赛实际动手能力。因此，纸和笔，加上死记硬背成了城市孩子的灾难，而这相对便宜了知识面窄、贫穷用功的农村孩子。

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思想在咱们山东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山东的学生立志成材，参加高考的积极性最强烈，每年山东考生在全国都是最多的，一般来说全国每十名考生中一定有一名属于山东考生。山东的考生多，但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却属于最贫乏的，我们的大学济南和青岛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江西省南昌市的大学多。因此山东省的高考录取率很低，而青岛考生又属于山东省平均成绩最差的，青岛市内的高中又竞争不过郊区高中。最后的结果是，在咱们青岛市内多数高中生参加高考的结果是无学可上，就是学习很出类拔萃的能够考上大学的，也是背井离乡地到东北、江西、陕西和四川等一些偏远的地区省份去上学，青岛本地的大学已经没有了青岛学生的栖身之地。

面对新的农村保卫城市，城市孩子出路在哪里？难道走职业教育是出路吗，我们建了许多职业高中，这被当作咱们青岛教育改革素质教育的一项创举，但我总感到有些“阿Q精神”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应该反思，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反思。你问一下职业高中的学生和家长们，他们都是自愿的吗，多数被逼无奈。

激烈地批评高考、建议取消高考制度的大有人在，说它扼杀了新一代创新精神，泯灭人性，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这一观点有些过激，我不能认同。但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应该来一次大范围的改动时候了。今天，当我们有充足的物资、高超的科技来保证高考顺利进行时，更应该关注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唤。只有兴利除弊，才能使历经沧桑的高考制度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只有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工程”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满意的阳光工程。

比如，目前的城市和农村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属于二元结构，城市多数家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农村人多数在生二胎或三胎。大学扩招，但农村人超生，扩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超生的需求，看看现在的城市大学，大量贫穷地区的孩子挤了进来，全国每年500多万大学毕业生，知识性失业，毕业就失业，都不愿意回农村，造成城市容量紧张房地产暴涨。国家为什么不能将计划生育政策与高考政策结合起来，比如给独生子女加分，加20分至50分都不算多，不能让农村人生许多孩子，而将超生的苦果、争夺教育资源的恶果任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让城市独生子女的父母来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