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的文化素养是怎样的呢？啊，那是一个令人怀念不已的时代。文化的熏陶，使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可贵的可以期盼的一面。

抗战时期，曹聚仁在战场的一二线游走，不特亲见战事的部署进行，还和各将领有切近的交往。曾经，在第三战区防地，在某军驻地讲演。曹先生主讲哲学，又以为面对军人，“谈哲学总不会出毛病的”。乃就地取材，谈当地人王荆公、陆九渊、汤若士的情理观，次日，该军汪参谋长，就和他大谈张载“东铭”的话题，“张子的《西铭》人所熟知，他偏谈《东铭》岂不是有意要估量我的见识么？”而“东铭”的内容，曹先生恰恰不大记得了，乃硬着头皮，凭印象谈张载的哲学路线，捏着一把汗。

后来找到《近思录》重看《东铭》，觉所谈并不太出格，才略略放心。（参见《书似青山常乱叠》）。

曹先生差点被军人考住，并非偶然现象，也并不是当时军人喜欢附庸风雅，原因有二：一是辛亥以来，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实际运作，军人书生往往一物两面，初未可分；一是抗战的形势需求，社会各界当然包括知识、青年界，从军者甚多，导致军队高层中层，相当程度的“学术化”。象孙立人、张灵甫分别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投笔从戎，此前都是硬考入学。军神蒋介石公，旧学浸润很深，得其助益，史学界有评价说他“独裁无胆”，虽系批评，也可见其较仁厚的一面。

他教育出来的后代，蒋经国先生，青年军的哺育者——马英九新书《原乡精神》评价他民主改革的战略选择：“他早年在苏维埃社会，并无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国后立即投入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易塑成单一的意识形态……然而经国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总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突破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定。”（参考消息，2007-6-26引述）

黄仁宇最为典型，他出身于同盟会员家庭，后入成都中央军校（黄埔陆军官校）为十六期生，毕业后赴抗日前线，为基层军官。1943年加入远征军，在印、缅与日军作战，在密支那负伤，受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名列前茅，保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为国防部参谋及战胜国（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随即再度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学位。

七八十年代，他在海外史学界影响甚巨，九十年代以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内地以《万历十五年》为嚆矢，几乎无人不知，近年则其《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在学界影响很大。

国军将领的学术气，实在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所来有自。最要一点，乃辛亥老辈形成的学术风气及知识结构的无形框架。老一辈融军人、书生、学者、文人、革命家、狙击专家于一体，自孙中山、黄兴以起，蔡元培、叶楚伧、马君武、胡汉民、吴稚辉、蒋百里、章太炎、戴季陶、廖仲恺、冯自由、徐锡麟、秋瑾、陶成章…… 俱允文允武之士。

陶成章湛通经史，文章朴茂有奇气，蒋百里为现代军事家第一人，却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为开山之作，孙中山先生则是唐德刚教授所称的“洋翰林”，后于国学用功甚勤，所获极丰，知识结构合理全面。蔡元培、吴稚晖、黄兴则分别是晚清实授之进士、举人、秀才……黄埔军校的学生构成，也不可小觑，他们，或为耕读人家子弟，或为中等人家出身，或于投考前，已是大学在校学生；若廖耀湘自幼家学渊源，他所军回忆录文辞朴茂；若邱清泉入黄埔以前已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社会大学生。

所以国民党军队第二代将领中，也多文武全材，胡琏研究宋史极有心得，刘峙是旧尺牍专家，邱清泉、黄杰的旧体诗，俱深可称道；唐纵日记不特文辞雅健，即于国政之改革，也有痛心而良好可行的建议，罗列日记也是一种“流水草自春”的文学作品。蔡省三则是政论专材。

曾为参谋总长的刘玉章将军《戎马生涯五十年》以及陈恭澍的长篇回忆录《英雄无名》，也都以史笔的路数而大见文采。中下级军官，甚至士兵，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十万青年十万军，如陈布雷、乔大壮、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俱送子参军，此即垫定了军队人员素质的构成，故也尝有出人意料之修养。而大作家、记者加盟军队，一则有知识之亲和关系，一则也有军人、文人两种不分的渊源，若曹聚仁、张恨水、郁达夫、黄裳、冯英子、张文伯，以后又有司马中原、王鼎均……遂造成军人文化人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情势。

黄仁宇长期是廖耀湘部队的中级军官，唐德刚自称是“五战区的小兵”，他们后来都是有世界影响的第一流学者。其余，如赵龙文，乃郁达夫的密友，曾任国军海军政治部主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著有《论语今译》等书，自书扇面赠达夫诗云：“佳酿名姝不帝秦，信陵心事总酸辛。闲情万种安排尽，不上蓬莱上富春。”（诗见《新民晚报》，1995年3月7日）风流自赏中，大有物伤其类的心怀。

又若荆知仁，出身青年军二0七师，后入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攻读，得硕士学位， 1971年获美国政府傅尔布莱特基金奖之助为访问研究学人，赴明尼苏达大学法律学院，就美国宪法人权典章作专题研究，后来任教政大。

书生从军者众，乃导致部队素质的雅化，而造成一种历史奇观。近代自林则徐起，及其后之曾、左、彭、胡、李，功名彪炳史册，为文人领兵之典型，此皆书生从戎的结果，不但于提高军队素质有益，即于收束世道人心方面，也大有效果。

至于像军阀而入国军者，也多可造之材。上官云相的古书就读得好，处事讲忠孝，知识分子气味浓厚。军阀杨森，懂道理，识大体，顾大局，和他读书尤其是旧书读得多、修养好，是有绝大关系的。他很讲义气，拯救败北落难的吴佩孚，敢担风险。抗战军兴，杨森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

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南怀瑾先生序青年军系统的阎修篆《易经的图与卦》一书，即谓：“故论军中学术之盛，人才辈出者，较之往史，尚莫过于国民革命之后期，如此时此地之辉煌灿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