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产者的忧虑

10年前，天安门广场前树立起一块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牌子，显示着离7月1日零点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秒，游客纷纷在那块牌子前合影留念，有年轻的恋人在广场上接吻，然后看一眼牌子，计算他们这微小的幸福瞬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到底占据了多少时间。长安街上的彩灯像今日一样明亮，乘坐1.6元1公里的红色富康出租车就是年轻人最常见的奢侈。那时候，北京街上还有黄色面的和红色夏利。私人购买汽车大多会选择绿颜色的富康，这款车就代表着小康家庭或是小康社会，车主们会半带自嘲地说:我那辆雪铁龙如何如何。那时候，一个城市青年每个月能拿到3000元薪水就是很高级的梦想了。

香港回归带来的国家强盛的感觉，让人们像期待节日一样等待那年7月。不料想，与香港回归一起等来的是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好在，那危机被关在了国门之外，对大多数人的生活而言，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而只是一些朦胧的经济学知识启蒙，比如汇率，比如对冲基金，比如韩国大财团与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有感于60年前的这一天》，让学子们回顾1937年的“七七事变”，写作套路该是讲旧日中国多么羸弱，今日中国多么强大。算是很有历史感的一道题目。转过年来的高考，每个高三学生都知道，政治要考金融危机的题目，每个人都会背诵一份标准答案，中国政府怎么沉着应对危机，怎样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拯救香港乃至亚洲人民于血火。那些对世界还没什么看法的孩子先被灌输了一番中国意识。

但许多人知道了索罗斯这个名字，知道了他的思想来源是那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同时知道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家马哈蒂尔和安瓦尔，一个标榜亚洲的价值观，一个被描述要走西方路线的叛逆的继承人，不少人进而用对抗意识形态来解读经济危机。

但同时，自己没房子，不知道房子贬值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没多少存款，也就无从知道货币贬值是什么样的感受;工作机会似乎在增加，也就不觉得失业与经济萎靡会是什么状况。

再平庸的人生，如果以10年为尺度去回顾，也都能显示出足够的戏剧感。如果放大说，这1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产者的形成。超过60%的城市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私车保有量上升，至于钱，看看淤积在股市的开户数字，至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那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封面，用的是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我们的官员熟练地用“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这样的字样来反对美国人对中美贸易发表片面的评论。

10年前，人们用586电脑接上了互联网，开始更直接了解世界。10年中，这个世界也不断来到我们身边。手里拿着诺基亚，经常要去家乐福。沃马特的美国经理会不断比较，某个产品比3年前便宜了多少，这个百货巨头2004年在中国采购了180亿美元的货物，如果把它单拎出来，是当年中国第六大的出口市场，排在德国之后。

沃马特的管理者说，我们这些便宜的货物，也帮助了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壮大。跨国公司、外国资本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出去看这个世界，很多人会把出国旅游的第一站放在泰国，在曼谷还能看到许多烂尾楼，那是10年前金融危机的遗迹。当年为促进旅游市场复苏，泰国官员说，全世界只有在泰国的高尔夫球场，会有3个球童为您服务，1个为您拿球杆，1个为您撑伞，1个给您扇扇子。那里人民币坚挺，美元则动荡起伏。我们也会到巴黎去，用不了几年，巴黎每年就将接待200万名中国游客，和现在的美国游客数量一样。

一切都似乎很幸福，当然工作会有压力，社会保障与教育依然让人担忧，但人们享受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信心就是，钱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凡是能用钱解决的就不是大问题。由此来说，唯一的疑虑就是我们的钱是否安全。股市中的投资者由此也从10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乐观地坚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会降下来的，我们的政府是不会让股市垮的。他们疑虑的只是政策层面带来的波动。

许多时候，人们开始不谈论政治，吃饭、睡觉、寻找生活中的欢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被当作政治人来看待。10年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转换为经济人，那种接受管束的习惯心理也许会发生某些变化。住宅小区的居民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会被规划部门的权力弄得不值钱。城市居民会关心环境问题，开始检讨快速发展带来的代价，希望我们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透支未来的幸福。

他们疑惑，8亿农民能不能靠互联网聊天发送手机短信就富裕起来，贫富差距的加大该怎样解决；他们疑惑，某家银行给无数退休人员发工资，客户中超过半数不信赖ATM，永远排着大队，可银行的市值却能超过花旗；他们疑惑，某几个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其业绩是不是垄断性的、代表政府与民争利的结果？内地证券经纪行业是否开放？央行对股票市场到底要出台什么政策？这些具体的问题也潜伏着某种担心，我们会面临一个经济动荡的时刻吗？

经济学家大多是一群迷惘的预言者，在他们看来，群众缺乏理性。但每一个有产者都会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在经济富足与享有一定的个人自由之后，渴望看到的是社会正义的实现，渴望法律，比如《物权法》，能为自己的财产支起保护伞，渴望制度建设，比如医疗改革，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保障。

一个良好的社会架构才能帮助他们抵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