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偶遇人间
谈到主席我们要说是领袖气质，谈到郭老也可以用个雅点的词来概括，诗人气质。 郭老在解放前就是文化上的左派，在主席去重庆谈判时送给主席一块欧米茄金表，主席一用就是几十年，从此郭老的政治行情就跟着水涨船高。即便是在那火红的日子里，有这块金表的交情压仓，郭老这下半辈子也就没倒了蓬，翻了船。郭老和主席的交情是以文友相称的，虽然政治上郭老没甚么发言权，可要说去给科学院要点经费，主席大手一挥可是从没让郭老失望过。
只要政治上是红的，那就算你想黑也黑不起来。郭老这人大毛病没有，要旨就是看谁上台了就发两手诗庆祝下，看谁霉了庄就狠狠踩上几脚，划清界线，正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既然没甚么能让人家破人亡的大毛病，郭老这诗人气质也就发挥了个淋漓尽致。郭老早年在日本的时候，生活比较困顿，社会上也没啥地位。可还是蹬辆破自行车满大街的溜搭，看到美女了就回个头，高兴了再打个口哨。有这么一天，郭老上街，看前面有一盛装的扶桑少女，从身后看婀娜多姿，等郭老蹬车赶到了前头，回头细细一看，“大美人” 郭老这时可能有点象韦小宝初见阿柯，心里一个颠来倒去就那么几个字“哪里来的美人，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见了美人郭老就有了勇气，也就拿出了研读甲骨文的精神冥思苦想怎么用最快的方法把美人追到手。
要说郭老还真不是一般人，眼珠一转，马上就想到了百试不爽的老套路英雄救美上了。可惜当时郭老不鸣一文，还雇不来托子流氓，这场大戏就只好自编自演，自拉自唱了。说是驰，那是快，咱们郭老算好了方位，速度，踏着车从后一骑绝尘，冲向美人，等到得美人边，精准的一拐车把，就把美人给带倒了。美人一倒，郭老立刻下车，风风火火的把美人送到了医院，咱们郭老，当然忙前忙后，忙里忙外，对美人一会儿嘘寒问暖，一会儿甜言蜜语，白天端茶，晚上送水。这样仅仅过了一个月，郭老就真的如愿抱得美人归了。
等到了解放后，郭老的爱情事业也窜升到了另一个高峰，所谓政治爱情双丰收，春风得意马蹄急，郭老身边又冒出不少女性崇拜者。不过现在就简单的多，往往郭老两首小诗一做，那边就宽衣解带了。要说这郭老的崇拜者呢还都是些花季少女，豆寇年华之类的，对郭老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爱的无怨无悔，等到为郭老流产数次后，郭老还真的又要结婚了，可一问，新娘却不是自己。
郭老要再婚理由很充分，不是夫妻不和，而是妻子年老色衰。郭老结婚，第一个请的是总理，总理来了就要祝酒，可祝酒前总理就对郭老说了：“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郭老听了，老脸一红，连说：“那是那是。
可说归说，等郭老到了晚年，别的方面的能力可能都退化了，这恋爱上的情商值却越发高涨了，在一个脚踏进棺材前，又狠狠触了把电，黄昏恋来了个如火如荼。
郭老当年捧少奇同志也是比较肉麻的，少奇同志倒台后，郭老的生活问题也被红卫兵小将贴了大字报，准备拎出来搞一搞，烧一烧，臭一臭。主席很快就听说了，当即指示说：“郭老是左派文人的代表，是跟着党走的，还是要保的。” 郭老从此安享晚年，继续革命。
郭老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纯洁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充实的一生，郭老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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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一生抛弃的女人们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 </Script>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
（《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
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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